重罪案件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既彰顯法律尺度,又傳遞司法溫度
時間:2019-12-02  作者: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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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現代化角度而言,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最高檢高度重視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2017年下發《關于實行檢察官以案釋法制度的規定》和《關于加強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的意見》,對重大復雜案件釋法說理進行規范,要求不斷提高檢察法律文書說理水平。加強重罪案件法律文書的釋法說理工作,是新時代檢察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圍繞重罪案件釋法說理的價值意義、如何做好重罪案件法律文書說理工作等內容,本期“觀點·專題”約請嘉賓進行深入探討,敬請關注。

重罪案件強化釋法說理具有五重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熊秋紅

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可以將犯罪分為不同的層次。盡管在我國重罪與輕罪的法律標準較為模糊,但是犯罪分層的觀念一直存在。如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重罪實行嚴打的方針,對于輕罪則實行寬大政策;建立刑事案件繁簡分流機制,對于重罪案件,適用較為復雜的程序處理;對于輕罪案件,實行“從快從簡”處理。2017年,最高檢《關于實行檢察官以案釋法制度的規定》和《關于加強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的意見》對加強和規范檢察法律文書的釋法說理提出了具體要求,其中規定“重大復雜案件的釋法說理,應當報檢察長或者分管副檢察長同意后進行。檢察長或者分管副檢察長應當對檢察官以案釋法予以指導”“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者社會關注的案件,以及當事人或者相關機關可能產生異議的案件,應當做好充分的說理準備,必要時,可以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進行討論。說理時要針對焦點問題,充分闡釋決定的理由和依據。對于可以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處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等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簡化說理的方式、內容”??杉?,重罪案件強化釋法說理、輕罪案件簡化釋法說理是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利于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

強化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的釋法說理,其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有利于彰顯司法理性,避免檢察裁量的任意性。與輕罪案件相比,重罪案件可能受到的社會關注度更高,正確處理的難度更大,檢察法律文書進行充分的釋法說理,體現依法處理和理性處理的原則,有助于展示司法活動的內在邏輯,彰顯法治精神。

其二,有利于貫徹落實司法責任制,強化對檢察權行使的監督。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以實行司法責任制為核心,要求“誰辦案誰負責”,檢察權行使的重心總體下移,增大了檢察官濫用權力的風險。重罪案件為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案件的處理有時呈現兩極化態勢,可能認為犯罪成立,從而建議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可能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而作不起訴處理。又由于量刑跨度大,如何提出精準的量刑建議,考驗著檢察官的辦案能力和水平。強化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有助于提高檢察官辦案質量,防止其濫用自由裁量權。

其三,有利于增強檢察工作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檢察法律文書是檢察官辦案過程和結果的固定化、外在化,檢察官針對重罪案件中的證據審查判斷、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充分進行釋法說理,闡明所作決定的依據和理由,有助于促進檢察公開的實質化,展現司法自信,提高司法權威。

其四,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體現恢復性司法理念。一方面強化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有助于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和社會各界準確理解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辦案行為依據,從源頭上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體現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回應社會關切,貫徹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的一種重要方式。

其五,有利于為檢察指導性案例的遴選提供源泉。重罪案件是檢察案例指導制度所關注的重點之一,一個案例能夠成為檢察指導性案例,意味著該案例不僅就個案而言處理方案正確,而且形成了具有指導性的法律規則。離開了檢察法律文書的釋法說理,檢察案例指導制度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強化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的釋法說理,有助于為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生成提供源頭活水和富饒的土壤。

重罪案件可分為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案件和不認罪認罰案件兩大類,無論哪一類案件,均需對檢察法律文書進行充分說理。同時,在提出量刑建議時,檢察官對于從寬幅度的把握也需要進行釋法說理,對于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所獲得的量刑折扣原則上應當低于輕罪案件,但是如何做到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需要在檢察法律文書中予以詳細說明。對于極少數犯罪情節極其惡劣、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的重罪案件,或者從寬處理影響社會公平正義、損害社會公序良俗和司法公信力的重罪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也不一定從寬處理。對此,檢察官也需說明理由,以利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確執行。在重罪案件中,辯護方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申請的概率更高,這就要求檢察官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并且說明是否采納辯護方意見的理由。在重罪案件中,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對于當事人的影響更大,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也更為嚴重,這就要求檢察官充分說明運用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和自由裁量所考慮的相關因素。

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應當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指導,遵循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做到嚴之有據、寬之有度、精準得當、恰如其分;應當針對有罪認定、量刑建議、證據“三性”、案件爭點等進行重點說理,做到重點突出;釋法說理的對象不僅應當針對犯罪嫌疑人,而且應當針對被害人,以緩解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沖突,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應當注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到法理情相結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鑒于重罪案件的嚴重性和相對復雜性,可以采取列明案件要點、處理要點、證據目錄、附表、附圖等多種方式進行釋法說理。由于重罪案件釋法說理難度大,檢察官可以借助“外腦”,通過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院領導和部門負責人指導、向專家學者咨詢等方式提高對案件中焦點問題的認識,從而保障案件處理和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的質量。

重罪案件法律文書釋法說理特點、問題與改進措施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廳長 元明

開展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有效途徑,對增強檢察工作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從源頭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重罪案件而言,加強釋法說理尤為重要,這不僅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內在要求,也是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內涵更豐富、標準更高的需求的必然要求。

2017年,最高檢印發了《關于加強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的意見》(下稱《工作意見》),《工作意見》明確要求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社會關注的案件,要做好充分的說理準備。重罪案件大多屬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者社會關注案件,因此,加強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工作也是理所當然。重罪案件不同于普通犯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有其自身特點:其一,社會關注度高,這與重罪案件案情重大、受各方關注密切相關,比如“江蘇昆山反殺案”“河北淶源反殺案”等重大敏感案件,往往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熱點,與這些案件相關的檢察法律文書自然也成為關注的重點。其二,說理難度大。重罪案件案情復雜,處理困難且敏感,如何說理難度很大。比如“陜西張扣扣案”,該案從案發到二審裁判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輿論持續發酵,面對種種質疑和爭議,如何說服被告方、社會公眾,無疑增加了釋法說理的難度。其三,說理要求高。對于重罪案件釋法說理要做好充分準備,有的要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進行討論,針對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政策把握的焦點問題,要充分闡釋決定的理由和依據,這對說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早在2011年,最高檢就對加強釋法說理工作出臺了相關意見,經過幾年來的完善發展,檢察法律文書說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從辦案實踐看,重罪案件釋法說理仍是不少檢察官的短板和薄弱環節,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一是不愿釋法說理。部分檢察人員思想上缺乏釋法說理的意識和觀念,在辦案環節開展釋法說理的主動性、自覺性不強。受重實體輕程序等傳統訴訟觀念影響,訴訟過程中充分說理的價值被忽略,檢察人員大多只簡單地說明審查的結果而不愿釋法說理,對于釋法說理存在宜粗不宜細、宜簡不宜繁,理說得越具體、越詳細,漏洞就越多的誤區。加之,實行司法責任制后,檢察人員承擔的辦案任務加重,精力更多放在如何辦案上,對于釋法說理則是能省則省、能簡則簡,只有在說理對象的申請下才被動開展,較少準確把握說理時機以主動開展說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說理效果。二是不敢釋法說理。有的檢察人員釋法說理的能力不足,對釋法說理心存顧忌,有畏難情緒,不敢釋法說理。釋法說理目的是化解矛盾,讓人民群眾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義,隨著人民群眾的法治觀念普遍提高,個別檢察人員在辦理重罪案件時,特別是疑難、復雜的案件,害怕當事人在法律文書上找出破綻或胡攪蠻纏,為避免言多有失,只得不說理、含糊說理或抽象說理。在起草檢察法律文書時,往往有意減少對細節的描述,使用籠統概括的語言一概而過。三是不善釋法說理。從重罪案件法律文書看,普遍存在結構呆板、模式僵化、說理過于簡單等問題,千案一面、千篇一律的傾向嚴重。主要表現為:在闡明事實方面,敘述公式化,具體性不足。有的法律文書在表述案件事實時,經常概念化、公式化地以結論代替情節,例如以“因瑣事”表達案件起因,以“不能正確對待矛盾糾紛”代替說理,以“動機卑劣”“無視法律”等詞語,形容犯罪動機和主觀惡性,給人以事實空洞的感覺。在證據采信方面,列舉形式化,針對性不強。什么事實有什么證據證明不詳細、不具體,一般是列舉所認定的事實之后,籠統地把相關證據類別列出。對與所認定事實相反的證據,往往不說明不予采信的理由或依據,使得證據缺乏針對性,給人造成主觀臆斷的感覺。在釋明法理方面,內容簡單化,說理性不夠。一些檢察法律文書對案件涉及的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為何如此處理等法律問題只是簡單地寫結論。在批準逮捕決定書、或不(予)批準逮捕決定書等填充式文書中沒有說理。在起訴書、不起訴書這樣可以有較大篇幅的敘述式文書中,對案件涉及的法理問題也缺少說明,或者說理不透徹。

針對上述問題,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工作。一是規范檢察法律文書內容?!豆ぷ饕餳飯娑思觳旆晌氖樗道磧Φ弊裱腦?、說理的重點、時機、方式及基本要求,這些必須要體現在法律文書之中。力求做到語言規范、表達準確,邏輯清晰、論證嚴密,分寸恰當、繁簡適度,既體現法律的尺度,又體現司法的溫度,向社會、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優的檢察產品、法治產品。二是提高釋法說理能力。檢察人員釋法說理能力直接決定著說理效果的好壞,只有提高綜合歸納事實的能力、全面分析證據的能力、法律適用能力、運用政策的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才能做好釋法說理工作。要通過專業培訓、典型案例指導、評選優秀文書、傳授說理經驗、參與接待群眾、共同研討交流等方式,提高檢察人員釋法說理必須具備的能力。此外,檢察人員還要深入研習法律,熟知法律條文,吃透法律精神,了解社情民意,真正提高檢察法律文書品質,讓司法公正直抵人心。三是建立完善考評激勵機制。按照《工作意見》要求,建立科學完善的考核評價機制,規范重罪案件法律文書說理考核內容,合理設置考評指標,量化細化考核內容,強化釋法說理責任,調動檢察人員積極性。健全檢察法律文書說理質量評析通報制度,各級檢察院重罪檢察部門要將檢察法律文書說理納入檢察官辦案質量評價體系,定期對法律文書說理工作進行分析、總結、通報,通過典型案例示范、優秀說理文書展評等形式開展經驗交流,提高重罪案件法律文書釋法說理的水平。完善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責任制,對于違反規定不履行檢察法律文書說理責任,或者在說理工作中發生重大過錯造成不良影響的,要依紀依規追究檢察人員的工作責任。

以“求極致”態度推進釋法說理專業化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劉加云

加強重罪案件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對檢察機關所作的案件處理決定進行充分的闡釋說明,是司法文明進步的體現。貫徹落實全國檢察機關刑事檢察電視電話會議上張軍檢察長提出的“求極致”要求,法律文書說理工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向更高標準推進。

專業化。專業化包括辦案專業化和說理專業化。辦案專業化是說理專業化的前提和基礎,沒有辦案專業化,就不可能有說理專業化。與一般的論理不同,檢察機關說理是對檢察機關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用法律、案件處理決定進行解釋。因此,加強辦案專業化建設,提高辦案各環節的專業水準,使案件事實認定、證據審查采信、法律適用、處理決定不僅有理而且有據,符合程序和規范要求,符合客觀公正立場,就可為依法、有效說理提供保障。因此,必須大力加強專業化建設,培養辦案人員的專業精神,提高辦案人員的專業能力,確保檢察產品的專業水準。從說理情況看,由于實踐和經驗積累不足,辦案人員說理能力和專業水準亟須鍛煉提高。如何針對不同說理對象,運用不同說理方法,如何在說理中做到既講法理、又講道理和情理,如何將書面說理、當面說理靈活運用,都應當作為專業問題提出,組織調查、研究和總結,形成指導意見或專業規范,推動說理工作走向專業化。

流程化。流程化是指辦案各環節工作都應有流程規范,法律文書說理應作為辦案流程。辦案各環節工作都有流程規范,為依法辦案、進而依法說理所必需?!度嗣竇觳煸盒淌濾咚瞎嬖潁ㄊ孕校泛汀都觳旎刂捶üぷ骰竟娣丁范園彀溉舾苫方詰墓ぷ髏魅妨順絳蠔土鞒?,但是,新時代人民群眾法律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反映在辦案領域,諸如申請重新鑒定、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申請回避、申請收集或調取新證據、申請調閱錄音錄像等呈增多趨勢,而上述刑訴規則和基本規范對申請的受理條件、由誰受理、由誰審查辦理、按什么流程辦理等方面,欠缺流程規范或規范籠統不清,影響依法規范審查辦理,并進而影響說理效果。加強法律文書說理,需要將說理作為辦案的一個流程,從辦案規范上予以明確,但現行刑訴規則和基本規范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因此,需要修改完善,以適應新時代檢察工作的需要。

文書化。文書化指檢察機關對辦案中所作處理決定,屬于最高檢《關于加強檢察法律文書說理工作的意見》中應當說理的情形,應在敘述式文書中說理,應在填充式文書后附說理文書。雖然檢察機關說理有書面說理、當面口頭說理、公開審查或公開聽證時說理、在媒體上公開說理等不同方式,但各種方式的說理,均應以說理文書為基礎。為了適應說理文書化的要求,應對現行法律文書格式樣本進行梳理,對敘述式文書格式樣本進行修改,從格式上增加說理段落;對填充式文書格式樣本也進行修改,在文書上增加附注,注明文書后附有說理文書,并在填充式文書格式樣本后附說理文書格式樣本。

檔案化。說理文書檔案化,意義不僅在于規范管理辦案中收集和形成的材料,還在于使說理內容有案可查,保證不同時期、不同層級檢察機關說理保持連貫性和一致性,使說理工作有無開展、開展如何有案可查,保證說理工作評價有據。

績效化。法律文書說理體現的是檢察辦案“以人民為中心”的辦案宗旨,反映了司法公開、司法民主的辦案理念。將法律文書說理工作作為辦案質效的組成部分,納入績效考核,發揮考核導向作用,有利于深入推進法律文書說理工作。

讓正義的運送方式更具溫度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沈丙友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工作宗旨。正義不僅要實現,還要以人們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方式實現。這其中,重罪案件辦理過程中的釋法說理無疑是最具溫度的正義運送方式。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對檢察工作的要求遠不止于淺層和表面,檢察工作必須實現由提供檢察產品到提供人民群眾滿意的優質檢察產品的嬗變。就釋法說理而言,光有說理還不夠,必須善于說理,既解“法結”又解“心結”,還要積極回應社會關切,這是檢察機關的政治責任和時代擔當,也是一道檢察人必須回答也必須答好的時代命題。

其一,重罪案件辦理檢察承載著舉足輕重的家國責任。重罪之重,一是地位重要,?;さ姆ㄒ嬤卮?;二是案情重大,均為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事關國運的重大刑事犯罪;三是刑罰嚴重,司法實踐中適用死刑最多的故意殺人、搶劫、毒品犯罪均屬重罪案件;四是責任厚重,死刑案件人命關天,容不得分毫差池,案件一旦搞錯,司法機關面臨不可承受之重。重罪之重,司法只有說清釋明原委道理,才能讓當事人、社會和人民群眾體會其中三味,明了司法立場。

其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恢復性司法理念得以制度化,如何通過辦案讓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得以修復,如何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需要檢察人員在析證據、說法律時析到清晰處,說到點子上,被告人才能真懂、真認、真自愿。

其三,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推廣,多媒體、自媒體的廣泛運用,檢察工作“飛入尋常百姓家”。對釋法說理等檢察產品,案件當事人、社會各界寄予厚望,希冀其能答疑解惑,定分止爭;不同利益訴求者會用“顯微鏡”尋找其中不足,會用“放大鏡”放大其中問題。說理不準不精必然難獲好評。

更為重要的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任務,檢察機關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力量,檢察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釋法說理能力則是檢察能力的重要體現。

重罪案件釋法說理的要義是:有心、有法。

首先要有心。清代文人鄭板橋《墨竹圖題詩》有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憊湃誦南得襠木?,我們應當引為鞭策?!懊裎畋?,本固邦寧?!奔觳烊嗽幣幸豢乓勻嗣裎行牡男?,群眾呼聲是第一信號,群眾需求是第一選擇。只有用心用情,才能將釋法說理當作分內事,只有對人民群眾的痛點、堵點、難點感同身受,才能釋到要害處,說到心坎上。有心之要在于傾聽。善于傾聽是一個人的美德,更是司法理性之內在要求。在現代社會,辦案過程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說服和協調,而是不簡單地命令和服從。檢察人員不能有高高在上的權力本位意識,不愿意聽取被告人、被害人、申訴人的意見;不能對被告人的陳述不分青紅皂白地斥之為狡辯,對律師有見地的分析視之為無稽之談。事實上,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不僅對居中的法官適用,對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的檢察官同樣適用。因為只有聽清聽全才能釋明才能解惑。

其次要有法。釋法說理“好不好”的根本在于釋法說理是否精準得當,即是否“有法”。第一,要及時釋法說理。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必有陰影。雖然說事實真相只有一個,但案件一旦由司法程序進入公眾視野,個人就會根據獲得的信息片斷,加上個人人生處遇、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從本體出發,認定事實,確定是非評價標準。只有及時說理,才能有效防范司法公信陷入“塔西佗陷阱”,及時回應群眾關切。第二,要善于將民意納入司法管道。雖然民意與法律不能混淆,但兩者之間并非天然對立,民意執念的樸素正義,應該在法律管道內有正常的吸納空間。檢察辦案與釋法說理要將司法專業判斷與民眾的樸素情感結合,最大限度考慮民眾的期望與關切,將社會正義在法律正義中體現出來。第三,釋法說理時應當關注天理國法人情。從大歷史的視野上看,追求“情法之平”是古今中外法文化面臨的共同話題。梅特蘭有言,“歷史是一張無接縫的網”,釋法說理不能不顧本土特色,不能違背文化傳統。釋法說理要注意體察社會痛點,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要將常識常理常情融入,防止不食人間煙火,以至于沒有學過法律的網民都可以憑借常識常理常情挑戰司法決定。第四,精準說理,說理要有針對性,因人而異、因案而異。真正做到民之所呼,法之所應,民之所惑,理之所析。說理要清晰,不含糊其辭,不遮遮掩掩,此前司法文書上所謂“根據本案具體情況”之類的表述應該休矣。第五,釋法說理要體現司法的善意與人文關懷,即溫度。要公正說理,防止以偏概全,防斷章取義;要說服性說理,防虛詞巧語,防強加于人;要有多維視角,當今社會,價值多元,訴求多元,認識多元,司法思考應當360度無死角,不能“一根筋”,否則必成“此之甘飴,彼之砒霜”。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釋法說理并不僅限于檢察法律文書之中,它應當貫穿于檢察辦案全流程。它也不是只在訴訟的封閉場域內說理,在新的輿論場景、新的傳播技術下,對社會同樣要說理,以回應社會關切、人民群眾關切。

[責任編輯: 佟海晴]